第8章 大道佐君王
徐平默默点头,是啊,打了这么多仗,立下如许功劳,自己也该捞个好差使,当回好人了。军制是一定要改的,而改军制,就涉及到原来的禁军以后的生计。你真敢不考虑这些人向何处去,不给他们安排出路,大刀阔斧的改下去,就必然会出乱子。堵不如疏,而疏也要讲究方式方法,不能不顾一切地莽一波,那样做好事也会变成坏事。
官府是干什么的前世的课本上说,政权是维护阶级统治的工具,是暴力机构。这话说得不完全,政权除了维护阶级统治,同时也调和阶级矛盾。当然换一种说法,调和阶级矛盾是为了更好地维护阶级统治,看怎么去理解。但不管怎么样,政权必然是要担任这两种角色。一方面维护统治秩序,保证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剥削,同时对统治阶级进行压制,使剥削限制在一个水平上,不致于使天下失序。一体两面,不可偏废。
政权当然代表了统治阶级,不然从何而来去代表被统治阶级,这政权自然也就被推翻了。不代表地主利益行不行几千年来,有农民起义的实践,有理论家的推演,最终都没有解决问题,那么就只能维持这种结构了。不要以为古人不考虑这种问题,消灭依赖于土地的剥削制度,均分土地使耕者有其田的思索从来没有停止,徐平门下就有李觏和张载一直坚持。只是历史的现实,告诉人们这样做不行罢了。前世的土改不只是均分土地,那些与土地制度相关的措施,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几乎全部实践过了。真正让土改成功的是与土地无关的配套措施,伴随着的是工业化,没有工业化伴随,土改不成其为革命。徐平前世有人天真地以为土改是封建社会的屠龙技,却不知人类社会根本没有屠龙技。
宋人常说,与天子共治天下的,无非是一二大臣。坐到了这个位子上,就要有这种自觉,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。多向调和阶级矛盾的方向靠一靠,就是好人,这是化传统。或者说,偏向维护统治秩序,是法家,偏向调和阶级矛盾,是儒家。
化比较早熟,先秦诸子几乎向每个方向做了探讨。法家的本质不是法制,实际上当时的核心是以天下奉一人,天下整齐划一,治理国家社会只要严刑峻法即可,不需要调和。儒家的本质也不是人治,而是对统治者限制,讲的是阶级调和。先秦诸子讲天下大一统的,就是儒法两家,道墨则讲分而治之。秦朝完成了化上的统一,封建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,在政治上深刻影响后世的就是法儒两家。政权的两面性,决定了这两种思想必然并存,儒皮法骨是必然。
历史上儒法两家都讲规章制度,真正执着于用法制来治理社会的,最早是用法家制度的秦,另两个是儒家占上风的汉和宋。法制不法制,不是法家和儒家区分的根本,根本是法家强调维护统治秩序,儒家则讲阶级调和。至于人性善恶、三纲五常、仁义道德,都是从这个根本目的延伸出来的细枝末节。
当认为国家已经没有阶级、没有剥削,不需要再调和的时候,便就会推崇法家,“劝君少骂秦始皇”。认为人性没有善恶,人与人没有什么不同,不同就是教育不到位,顽固地没法教育的,就是敌对分子,敌对分子越来越多,法家的高压就出现了。当认为天下整齐划一没那么重要,出现矛盾就是调和不到位,便就一切和稀泥,万事和谐。
徐平两世为人,还没有见到彻底不需要调和的稳定社会,不知道那是个什么样子,应该怎么做。他来当政,调和必不可少,儒家这张皮不能丢。而秩序要稳定,中央集权必不可少,法家这副骨架也不能丢。向调和阶级矛盾的方向偏一点,施政的手段以压制剥削阶级为主,就是以儒家为主。
只要是阶级社会,政权就有两面性,一面是维护统治秩序,一面是调和阶级矛盾。
政权中的人,绝大多数都来自于统治阶级,只要进入这个系统当中,以前不是,以后也就是了。但是这绝不等于政权就是统治阶级的本身,人除了自己的利益,还有由于身份带来的责任。事物要一分为二,不然看不清楚,政权是如此,人也是如此。什么都讲哪个人的利益是什么,不遵从自己利益行事的都是被忽悠了的傻子,这样的人,是统治阶级混进政权队伍的投机分子,纵然能得逞于一时,终将被历史的洪流掀翻。
讲一切都是假的,唯有自己的利益才是真的,这才是天地真理,就是混入政权中的一部分投机分子,不满足于做统治阶级的一分子,而是要从统治阶级中超脱出来,收统治阶级的手续费和利息。如此自然会形成一个超脱了阶级的利益集团,会加重剥削,这加重的剥削终将会传导下去,让下层受到的压迫更重。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,加重的剥削必然会引起动荡,利益集团要增加力量,就要拉更多的人进入,从而让剥削再次加重。如此恶性循环,最终会掀起滔天巨浪,把一切都撕个粉碎。
明,不仅仅是因为每次跌倒都能够爬起来,还因为一直传承有序。从原始社会,到家天下的封建社会,到阶级社会,这个发展的脉络从先秦诸子起,一直都很清楚。人很明白,社会是怎么发展的,是怎么从家聚到部落,怎么从部落聚成邦,怎么从邦聚成国,怎么从国成为天下。他们的立论,是建立在这么一个发展的基础上,这个脉络并不是欧洲文艺复兴之后重新发明再传入中国的。
与士大夫共治天下,士大夫是什么人确切地说,士大夫是读书人中的一部分,是被选出来,进行政权统治的。宋朝的做法,是选入统治体系,切断选出来的这些人与现实社会的利益关系。不得在治下置业,与治下百姓不得有亲戚关系,直至不许经商。像徐平这种家里有偌大产业,钻在京城不限制空子的,总有一天会被后人非议。京城可以置业这个漏洞,早晚也会被堵上。徐平越改革,这一天来的时间越近。
改革也是革命,一个真正的革命者,必须有革自己命的勇气与觉悟。
人之所以脱离了低级趣味,成为了受人尊敬的人,就是勇于担起自己的责任,不是为了一点好处坐到这个位置。人有家庭,同时有责任,两方面照顾好,政权才能够长久。只想好处不想责任,或者只讲责任不讲个人,都是不能够长久的。
赵祯为什么选徐平做宰相指望着他主持朝政改革。要做这个改革者,就要有改革的自觉,知道自己要做什么,会得到什么,会失去什么。明白了,事情才能做好。
徐平前世,政治课告诉你,上层建筑包括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。但历史课,却只给你讲政治结构,而不讲意识形态,凡涉及意识态的,都是一句统治阶级的虚伪。古人当然有意识形态,也确实不宜在普及教育中讲这些,不然会造成意识形态宣传的混乱。但如果就此以为普及教育中学到的那些,就可以到古代来教训人了,那就大错特错。仅仅凭着那些知识,不要说来做宰相,现在的任何一个学士,或者是将来会成为学士的人,都可以在辨论中把你扇成猪头。不要说改革,用不了多少日子,就会被交章弹劾赶下台去。
以前在三司,徐平所进行的制度更改,只要讲清楚利弊,说服了宰相,宰相们自然会把那些制度措施纳入到统治体系当中。现在自己做宰相,自己来把关,那么每项制度更改都要跟意识形态挂钩,符合意识形态,不然就会引起无数的争吵。
前世学历史,讲历史上的改革,都会列出一个改革派,一个保守派。改革成功,便就是改革是大势所趋,无可阻挡。改革如果失败了,则就是反动力量太强,扼杀了改革。改革者永远是好的,保守派就是反动派,是坏的。
真是如此吗徐平自己来当这个改革者了,可不敢这样想。把反对者当成反动派,使用激烈的手段来消灭,只能激化矛盾,形成党争。最终不但改革会失败,还可能引起国家的动荡,出现无法收拾的局面,遗祸后人。
确切地说,改革中的革命派和保守派都是对的,也都是错的。他们都有对的一面,因为不全面,也都有错误的一面。最坏的情况,就是激烈对立,为了丑化对方,把对的一面都扔掉。几个来回,好的全都没有了,坏的全都保存下来,大家一起灭亡。
只有充分地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,与反对者不断地调和,寻找出最合适的道路,才能够改革成功。一切都讲不是东风压倒西风,就是西风压倒东风,改革者与反对者是无可调和的斗争,无助于事情的解决。改革主持者当高屋建瓴,总揽全局。
历史上的王安石变法,便就是惨痛的教训。那场动荡离着这个年代并不遥远,保守派的主角司马光已经出仕,改革派的主角王安石就在本科的举子之中,是因为父亲去世守丧才耽误几年。因为王安石格外出色,还有几位大臣特意向徐平提起过。
讲王安石变法,一种是把一方看成君子,另一方看成小人,是君子小人之争。另一种是把两派按阶级划分,保守派代表了大官僚大地主阶级,而改革派代表了寒门小地主。
君子小人之争自然不值一驳,把地主阶级之中再划阶级,也同样毫无道理。地主不管是大是小,同样都是剥削阶级,只有地主阶级、自耕自食的小自耕农和被剥削压迫的雇农之分,同一个阶级内,没有阶级矛盾。实际历史上的情况是,很多父子兄弟就是分属新旧两党的,新旧两党中很多对立的人就是出自同一个家庭,牵扯其中的很多人是亲戚。
徐平前世位于社会下层,见多了小工厂小业主,他从来没有感觉出来小工厂主对雇佣工人就更温柔,更体贴。认为小地主就会偏向农民一边,实在是想多了。
新旧两党不死不休,斗争激烈程度成了历史上的奇景,很大程度是涉及到了意识形态之争。这种斗争无法调和,伴随了两宋二百余年,在外部压力下最终没有获得新生。
意识形态不是只有阶级斗争,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,只要有政权,就有意识形态。政权的每一项行政措施,都要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,图方便随便施为,最终会受到反噬。
宰相为什么如此重要,受天下之望,影响整个国家的兴衰因为这个位子,不仅仅是涉及到具体施政,还要主持意识形态,所谓以大道佐君王是也。
如果仅仅是守成,并不需要宰相如此,但要改革,则就先要理清楚意识形态。
赵祯要改革,让徐平来做宰相。徐平没有过多推辞,便就做了。
今天找徐平来,说过了几件具体政事,赵祯就是要问问徐平的道是什么。认可了,改革将迅速开始。徐平的道让他越坚信,则支持的力度越强,让他将信将疑,改革就会犹豫。
徐平接了拜相的诏书,天下都知道要行新政,外面拥戴自己的少壮派文臣更是眼巴巴地在看着。接下了这个场面,徐平就是明确地知道自己要做什么,怎么做。宰相以大道佐君王,徐平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道是什么,要如何来实施。
君臣互信,不是靠个人感情,靠个人感情的叫佞臣。真正被君王相信的大臣,实际上很多接触的时候并不愉快,比如真宗于寇准。徐平与赵祯私交如此,已经是难得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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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府是干什么的前世的课本上说,政权是维护阶级统治的工具,是暴力机构。这话说得不完全,政权除了维护阶级统治,同时也调和阶级矛盾。当然换一种说法,调和阶级矛盾是为了更好地维护阶级统治,看怎么去理解。但不管怎么样,政权必然是要担任这两种角色。一方面维护统治秩序,保证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剥削,同时对统治阶级进行压制,使剥削限制在一个水平上,不致于使天下失序。一体两面,不可偏废。
政权当然代表了统治阶级,不然从何而来去代表被统治阶级,这政权自然也就被推翻了。不代表地主利益行不行几千年来,有农民起义的实践,有理论家的推演,最终都没有解决问题,那么就只能维持这种结构了。不要以为古人不考虑这种问题,消灭依赖于土地的剥削制度,均分土地使耕者有其田的思索从来没有停止,徐平门下就有李觏和张载一直坚持。只是历史的现实,告诉人们这样做不行罢了。前世的土改不只是均分土地,那些与土地制度相关的措施,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几乎全部实践过了。真正让土改成功的是与土地无关的配套措施,伴随着的是工业化,没有工业化伴随,土改不成其为革命。徐平前世有人天真地以为土改是封建社会的屠龙技,却不知人类社会根本没有屠龙技。
宋人常说,与天子共治天下的,无非是一二大臣。坐到了这个位子上,就要有这种自觉,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。多向调和阶级矛盾的方向靠一靠,就是好人,这是化传统。或者说,偏向维护统治秩序,是法家,偏向调和阶级矛盾,是儒家。
化比较早熟,先秦诸子几乎向每个方向做了探讨。法家的本质不是法制,实际上当时的核心是以天下奉一人,天下整齐划一,治理国家社会只要严刑峻法即可,不需要调和。儒家的本质也不是人治,而是对统治者限制,讲的是阶级调和。先秦诸子讲天下大一统的,就是儒法两家,道墨则讲分而治之。秦朝完成了化上的统一,封建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,在政治上深刻影响后世的就是法儒两家。政权的两面性,决定了这两种思想必然并存,儒皮法骨是必然。
历史上儒法两家都讲规章制度,真正执着于用法制来治理社会的,最早是用法家制度的秦,另两个是儒家占上风的汉和宋。法制不法制,不是法家和儒家区分的根本,根本是法家强调维护统治秩序,儒家则讲阶级调和。至于人性善恶、三纲五常、仁义道德,都是从这个根本目的延伸出来的细枝末节。
当认为国家已经没有阶级、没有剥削,不需要再调和的时候,便就会推崇法家,“劝君少骂秦始皇”。认为人性没有善恶,人与人没有什么不同,不同就是教育不到位,顽固地没法教育的,就是敌对分子,敌对分子越来越多,法家的高压就出现了。当认为天下整齐划一没那么重要,出现矛盾就是调和不到位,便就一切和稀泥,万事和谐。
徐平两世为人,还没有见到彻底不需要调和的稳定社会,不知道那是个什么样子,应该怎么做。他来当政,调和必不可少,儒家这张皮不能丢。而秩序要稳定,中央集权必不可少,法家这副骨架也不能丢。向调和阶级矛盾的方向偏一点,施政的手段以压制剥削阶级为主,就是以儒家为主。
只要是阶级社会,政权就有两面性,一面是维护统治秩序,一面是调和阶级矛盾。
政权中的人,绝大多数都来自于统治阶级,只要进入这个系统当中,以前不是,以后也就是了。但是这绝不等于政权就是统治阶级的本身,人除了自己的利益,还有由于身份带来的责任。事物要一分为二,不然看不清楚,政权是如此,人也是如此。什么都讲哪个人的利益是什么,不遵从自己利益行事的都是被忽悠了的傻子,这样的人,是统治阶级混进政权队伍的投机分子,纵然能得逞于一时,终将被历史的洪流掀翻。
讲一切都是假的,唯有自己的利益才是真的,这才是天地真理,就是混入政权中的一部分投机分子,不满足于做统治阶级的一分子,而是要从统治阶级中超脱出来,收统治阶级的手续费和利息。如此自然会形成一个超脱了阶级的利益集团,会加重剥削,这加重的剥削终将会传导下去,让下层受到的压迫更重。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,加重的剥削必然会引起动荡,利益集团要增加力量,就要拉更多的人进入,从而让剥削再次加重。如此恶性循环,最终会掀起滔天巨浪,把一切都撕个粉碎。
明,不仅仅是因为每次跌倒都能够爬起来,还因为一直传承有序。从原始社会,到家天下的封建社会,到阶级社会,这个发展的脉络从先秦诸子起,一直都很清楚。人很明白,社会是怎么发展的,是怎么从家聚到部落,怎么从部落聚成邦,怎么从邦聚成国,怎么从国成为天下。他们的立论,是建立在这么一个发展的基础上,这个脉络并不是欧洲文艺复兴之后重新发明再传入中国的。
与士大夫共治天下,士大夫是什么人确切地说,士大夫是读书人中的一部分,是被选出来,进行政权统治的。宋朝的做法,是选入统治体系,切断选出来的这些人与现实社会的利益关系。不得在治下置业,与治下百姓不得有亲戚关系,直至不许经商。像徐平这种家里有偌大产业,钻在京城不限制空子的,总有一天会被后人非议。京城可以置业这个漏洞,早晚也会被堵上。徐平越改革,这一天来的时间越近。
改革也是革命,一个真正的革命者,必须有革自己命的勇气与觉悟。
人之所以脱离了低级趣味,成为了受人尊敬的人,就是勇于担起自己的责任,不是为了一点好处坐到这个位置。人有家庭,同时有责任,两方面照顾好,政权才能够长久。只想好处不想责任,或者只讲责任不讲个人,都是不能够长久的。
赵祯为什么选徐平做宰相指望着他主持朝政改革。要做这个改革者,就要有改革的自觉,知道自己要做什么,会得到什么,会失去什么。明白了,事情才能做好。
徐平前世,政治课告诉你,上层建筑包括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。但历史课,却只给你讲政治结构,而不讲意识形态,凡涉及意识态的,都是一句统治阶级的虚伪。古人当然有意识形态,也确实不宜在普及教育中讲这些,不然会造成意识形态宣传的混乱。但如果就此以为普及教育中学到的那些,就可以到古代来教训人了,那就大错特错。仅仅凭着那些知识,不要说来做宰相,现在的任何一个学士,或者是将来会成为学士的人,都可以在辨论中把你扇成猪头。不要说改革,用不了多少日子,就会被交章弹劾赶下台去。
以前在三司,徐平所进行的制度更改,只要讲清楚利弊,说服了宰相,宰相们自然会把那些制度措施纳入到统治体系当中。现在自己做宰相,自己来把关,那么每项制度更改都要跟意识形态挂钩,符合意识形态,不然就会引起无数的争吵。
前世学历史,讲历史上的改革,都会列出一个改革派,一个保守派。改革成功,便就是改革是大势所趋,无可阻挡。改革如果失败了,则就是反动力量太强,扼杀了改革。改革者永远是好的,保守派就是反动派,是坏的。
真是如此吗徐平自己来当这个改革者了,可不敢这样想。把反对者当成反动派,使用激烈的手段来消灭,只能激化矛盾,形成党争。最终不但改革会失败,还可能引起国家的动荡,出现无法收拾的局面,遗祸后人。
确切地说,改革中的革命派和保守派都是对的,也都是错的。他们都有对的一面,因为不全面,也都有错误的一面。最坏的情况,就是激烈对立,为了丑化对方,把对的一面都扔掉。几个来回,好的全都没有了,坏的全都保存下来,大家一起灭亡。
只有充分地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,与反对者不断地调和,寻找出最合适的道路,才能够改革成功。一切都讲不是东风压倒西风,就是西风压倒东风,改革者与反对者是无可调和的斗争,无助于事情的解决。改革主持者当高屋建瓴,总揽全局。
历史上的王安石变法,便就是惨痛的教训。那场动荡离着这个年代并不遥远,保守派的主角司马光已经出仕,改革派的主角王安石就在本科的举子之中,是因为父亲去世守丧才耽误几年。因为王安石格外出色,还有几位大臣特意向徐平提起过。
讲王安石变法,一种是把一方看成君子,另一方看成小人,是君子小人之争。另一种是把两派按阶级划分,保守派代表了大官僚大地主阶级,而改革派代表了寒门小地主。
君子小人之争自然不值一驳,把地主阶级之中再划阶级,也同样毫无道理。地主不管是大是小,同样都是剥削阶级,只有地主阶级、自耕自食的小自耕农和被剥削压迫的雇农之分,同一个阶级内,没有阶级矛盾。实际历史上的情况是,很多父子兄弟就是分属新旧两党的,新旧两党中很多对立的人就是出自同一个家庭,牵扯其中的很多人是亲戚。
徐平前世位于社会下层,见多了小工厂小业主,他从来没有感觉出来小工厂主对雇佣工人就更温柔,更体贴。认为小地主就会偏向农民一边,实在是想多了。
新旧两党不死不休,斗争激烈程度成了历史上的奇景,很大程度是涉及到了意识形态之争。这种斗争无法调和,伴随了两宋二百余年,在外部压力下最终没有获得新生。
意识形态不是只有阶级斗争,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,只要有政权,就有意识形态。政权的每一项行政措施,都要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,图方便随便施为,最终会受到反噬。
宰相为什么如此重要,受天下之望,影响整个国家的兴衰因为这个位子,不仅仅是涉及到具体施政,还要主持意识形态,所谓以大道佐君王是也。
如果仅仅是守成,并不需要宰相如此,但要改革,则就先要理清楚意识形态。
赵祯要改革,让徐平来做宰相。徐平没有过多推辞,便就做了。
今天找徐平来,说过了几件具体政事,赵祯就是要问问徐平的道是什么。认可了,改革将迅速开始。徐平的道让他越坚信,则支持的力度越强,让他将信将疑,改革就会犹豫。
徐平接了拜相的诏书,天下都知道要行新政,外面拥戴自己的少壮派文臣更是眼巴巴地在看着。接下了这个场面,徐平就是明确地知道自己要做什么,怎么做。宰相以大道佐君王,徐平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道是什么,要如何来实施。
君臣互信,不是靠个人感情,靠个人感情的叫佞臣。真正被君王相信的大臣,实际上很多接触的时候并不愉快,比如真宗于寇准。徐平与赵祯私交如此,已经是难得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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