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3章 治术(四)
从离开原始社会,出现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,形成了国家,出现了政权,政权就天然具有两面性,或者说有其独立的人格。既有维持剥削制度的一面,也有调和矛盾,抑制剥削烈度的一面。对于不同的阶级,这个独立人格或有强弱,剥削者觉得强,被剥削者或许会觉得弱,被剥削者觉得强,剥削者会觉得弱。当然,也有那种让两方面都觉得软弱不堪的废物政权,也有那种让两方面都惧怕的强势政权,不能一概而论。
不管怎么说,政权天然是具有既代表两方面的利益,同时又要抑制两方面利益的两面性,被两面同时讨厌,实属必然。个人与政权相互理解,就要讲忠恕之道了。
不管是剥削者,还是被剥削者,不管是哪个阶级,如果要强行抹杀政权的独立性,抹杀其独立人格,哪怕其强盛一时,都会被政权的暴力教作人。如果政权手中的暴力压抑不了这种行为,那么社会的暴力就会取代政权的暴力,还是要来教你好好做人。
徐平前世,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,资产阶级挟工业之威,对内进行残酷的阶级剥削和压迫,对外则对其余的国家、民族进行惨烈的帝国主义压迫与剥削。他们驯服了政权的暴力工具,自以为从此天下无敌。最终在内部激起了以工人阶级主导的被剥削阶级的反抗斗争,在外则激起了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反抗斗争。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相互交织在一起,掀起了以资产阶级意志主导的帝国主义,和以被剥削阶级为主导的国际主义两股大潮。两股大潮缠在一起,最终把资产阶级驯服政权为自己压迫和剥削的工具的美梦砸碎。
最终的结果,是资产阶级把剥削披上了一层遮羞布,承认资本主义国家不是资产阶级进行阶级压迫的工具,开始讲调和。被剥削者经过了百般努力,彻底消灭剥削制度的努力最终失败,同样也开始讲调和。理想终究是理想,人力不及,如之奈何
讲奴隶和奴隶主,讲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,讲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,剥开来,实际上还是躺在那里张牙舞爪的“剥削”二字。将来会不会出现另一种剥削形式天知道。只是用欧洲历史解析剥削而成的意识形态,与中国的历史对不上号。
走向未来,最重要的是从农业经济走向工业经济,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,其实是无关紧要。双方都曾经以为那是历史尽头,等到大潮退去,才发现还是在路上。认为世界就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,只是因为站在潮水里,看不清方向。
前世从课本里学过了资本主义的工业化,自己经历过了社会主义的工业化,到了这个世界再去讲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,去把工业化跟资本主义捆绑,徐平吃多了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曾经你死我活,有我则无你,是因为都觉得要到达历史的尽头,比赛谁更快到达那个尽头。结果历史的尽头遥遥不可期,只能够坐下来,商量着以各种方式共存下去。
觉得搞工业革命,一定要让资产阶级上台,羊吃人和圈地运动都是必然,是不得不承受之恶。怎么说呢恶就是恶,没有什么不得不承受之恶。这与容忍剥削不一样,剥削不是不得不承受之恶,而是生产力达不到,政权确实无法把一切包办,只能把一部分权力交给社会。容忍的不是剥削之恶,而是阶级分化对社会发展的正面作用,由剥削而带来的恶是必须要打击的。这就是改革,维护秩序,让剥削阶级发挥正面作用,抑制其负面作用。
在中国出现羊吃人,出现圈地运动,被赶出来的人可不会跑到城市里去给资产阶级作牛作马,被工厂主敲骨吸髓。西有西域,南有南洋,东北有契丹,大把的地方可去,实在不行了还可以上山落草为寇。明朝的灭亡,不只是亡于农民起义军,还有大量被逼到东北去的人口,被逼着去做别人的奴才。残酷的阶级压迫,是从内外两个方面表现出来。你不给下层人民留一口救命粮,那就天地大变,拉着你一起把这世界埋葬。大英帝国从盛极一时,到分崩离析,少不了从自己体系独立出去的美国的手脚。一味剥削,是自取灭亡。
徐平前世有一种迷思,对于欧洲与美国有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向往,哪怕在那个世界无法去经历他们的浪潮,那么到了另一个世界也要去经历一番。如果能把中国变成不再是中国,而是另一个欧洲,另一个美国,那当然是极好的。至于明,早早扔到垃圾堆里去。奈何这个被向垃圾堆里扔的文明,就是这么顽强,在另一个世界无数人都做不到的事,到了这个世界,别说凭着一个人,全部人都来了也还是做不到。
你就是你,不要总想着去做别人。中国就是中国,不要总想着要变成另一个国家。在这个国家非常重要的是做不做自己人,什么样的自己人,可以再商量。
做人要实事求是,做不到的事情不要去多想,好好想想自己应该做的。做宰相,徐平就只能立足于现实,进行改革,调和内部矛盾,从农业经济走向工业化。
住了一会,默默喝了一会茶,让赵祯和吴育消化一下自己前面讲的内容。徐平再次站起来,走到黑板前,拱手道:“施政三策,一曰抑。抑即抑租息,抑由此而来的土地价格抬升和用于农事的诸般物事价格上涨。此时所说的地价,不是指一亩田地值多少钱,而是力稼之农夫,竭尽全力耕种,所得扣除种子、肥料等等的纯粮食,比之地价,多少倍数。其间因为有地之贫瘠,有肥料多寡,有水利便不便利,需通盘而论,得一大致之数。用于农事的诸般价格上涨,亦是如此。如何抑官府从租息下手,一是上下枝节众多,无数官吏从中上下其手,实无法由官府来代民间向农户借贷。欲消解借贷之害,抑之极难,或许将来有聪明之士能想出办法,臣无能,只能从另一个办法着手,这里暂且不论。抑之策,行之于谷价与农事必需之物的价格。”
“抑制谷价暴涨暴跌,办法古已有之,谓之常平,本朝亦行之,再议规例即可。至于农具、耕牛之类,天下最多的农具实是由三司铺子发卖出去,可由三司抑源头。而其真正使用农具的农夫之末端,自有另一法,暂不论。还有其他,如学事,如水渠用水,如道路桥梁,如育孤养老,如医药这些事务,朝廷多做一点,就让小民少一点借贷的因头。凡是民生所本,生产所必需,防天灾人祸,朝廷多帮一把手,就能助小民渡过难关。常平配合学事,加上由朝廷主持一些民生、生产,都是抑租息之祸的办法。”
借贷的发生,很多都是遇到了难处,不得不借钱渡过难关。官方插手得越多,民间借贷牟利的空间就越小。当然完全杜绝不可能,哪怕所有的难关都由官方帮手,还可以利用赌博等非法手段,徐平前世还有诱人吸毒之类呢。实际上官府包办不了一切,借贷必然还是会发生,只是万事都有度,掌握好度,一旦过度则好事会变成坏事。
保险也是借贷生息剥削手段之一种,官方退出民生保障,保险便无孔不入。抑制利息剥削,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由官方接过教育、医疗、灾祸等等的保障。你觉得保险来代替官方做这种事,自己没有受到剥削,那只能是剥削被转移到了别人身上去。无所不在的保险,无孔不入的借贷,这就是农业社会高利贷的变种,只是被教训学会调和了而已。官方从民生领域退却,交给商业保险,就是在加重对底层的剥削。反过来,官方积极地开办学校,建立医院,救助天灾人祸,鼓励各种自助,就是在缓和剥削的烈度。
借贷手段产生的剥削,程度还要深于地租。哪怕是按照历史上青苗贷稳定下来的名义上的年利四成,也比地租从整个收成中分走的多,然而实际利率还要高于此数。
采取抑的办法,历史上的王安石变法中可以找到很多。他肯定不是徐平这一套的意识形态,但对待剥削的态度上,却有共通之处。
赵祯沉吟一会,道:“宰相所言地租和借贷取息害农之理甚明,只是谷价涨跌、耕牛犁铧价格不常,为何也是借贷取息之害一种呢”
徐平捧笏:“臣试言之。以谷价来论,若遇丰年,家家有余粮,皆遇卖余粮而换些心仪之物。此时价必跌,而势力人家有这心仪之物,多收粮谷。若是平年,一家有难,有借贷渡过难关,势力人家若取高息,转到其他一样的贫苦人家,一家一家都凑一点,难关也就过去了。而到灾年,天下乏粮,唯有势力人家有余粮,必取高价。若去贷谷,平年秋后只加两成三成息,在灾年则动辄翻倍,甚或更多。天下通行用钱,不必再去势力人家借贷渡荒,改到市面籴买,谷价腾贵。此时谷价之贵,便是灾民贷息变高之另一种,从借与贷翻到了市面上来而已。翻到了市面上,把小民之间互帮互助,和衷共济共渡难关的路也压窄了,就连稍富之百姓,在此时亦如势力人家,用此市价而收租息。此时的谷价,已经不是通有无的商人之价了。其余类之。”
简单地说,丰年和灾年的粮食价格,不再是商业行为,而是带上了金融属性。只要商品带上了金融属性,就从单纯的互通有无的商业行为,变成了利息剥削的手段。对这种行为的限制,中国自古有之,即常平,这也正是王安石变法的重要内容。
在商业中囤积居奇炒作价格的办法,或者说投机倒把,为历朝所打击。事物都有两面性,商业通有无,商人从中赚取利润是合理的。超出商业行为,用金融手段来在商业中赚取利润,是被限制的。金融的正面性,在于向生产领域配置资源,而不在商业行为中。法家所谓的抑商,正是出于对此负面性的认识。而反对抑商的人,则是出于对商业通有无的正面认识,各置一端,不能够简单地认为他们谁对谁措。当朝理政者,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,哪些商业行为是被鼓励的,哪些应该是限制的。以常平来平抑粮食价格的波动,是因为粮食是民生所本,其实大多数的商业行为,不可避免都会这种行为,都有劝和抑的一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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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管怎么说,政权天然是具有既代表两方面的利益,同时又要抑制两方面利益的两面性,被两面同时讨厌,实属必然。个人与政权相互理解,就要讲忠恕之道了。
不管是剥削者,还是被剥削者,不管是哪个阶级,如果要强行抹杀政权的独立性,抹杀其独立人格,哪怕其强盛一时,都会被政权的暴力教作人。如果政权手中的暴力压抑不了这种行为,那么社会的暴力就会取代政权的暴力,还是要来教你好好做人。
徐平前世,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,资产阶级挟工业之威,对内进行残酷的阶级剥削和压迫,对外则对其余的国家、民族进行惨烈的帝国主义压迫与剥削。他们驯服了政权的暴力工具,自以为从此天下无敌。最终在内部激起了以工人阶级主导的被剥削阶级的反抗斗争,在外则激起了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反抗斗争。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相互交织在一起,掀起了以资产阶级意志主导的帝国主义,和以被剥削阶级为主导的国际主义两股大潮。两股大潮缠在一起,最终把资产阶级驯服政权为自己压迫和剥削的工具的美梦砸碎。
最终的结果,是资产阶级把剥削披上了一层遮羞布,承认资本主义国家不是资产阶级进行阶级压迫的工具,开始讲调和。被剥削者经过了百般努力,彻底消灭剥削制度的努力最终失败,同样也开始讲调和。理想终究是理想,人力不及,如之奈何
讲奴隶和奴隶主,讲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,讲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,剥开来,实际上还是躺在那里张牙舞爪的“剥削”二字。将来会不会出现另一种剥削形式天知道。只是用欧洲历史解析剥削而成的意识形态,与中国的历史对不上号。
走向未来,最重要的是从农业经济走向工业经济,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,其实是无关紧要。双方都曾经以为那是历史尽头,等到大潮退去,才发现还是在路上。认为世界就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,只是因为站在潮水里,看不清方向。
前世从课本里学过了资本主义的工业化,自己经历过了社会主义的工业化,到了这个世界再去讲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,去把工业化跟资本主义捆绑,徐平吃多了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曾经你死我活,有我则无你,是因为都觉得要到达历史的尽头,比赛谁更快到达那个尽头。结果历史的尽头遥遥不可期,只能够坐下来,商量着以各种方式共存下去。
觉得搞工业革命,一定要让资产阶级上台,羊吃人和圈地运动都是必然,是不得不承受之恶。怎么说呢恶就是恶,没有什么不得不承受之恶。这与容忍剥削不一样,剥削不是不得不承受之恶,而是生产力达不到,政权确实无法把一切包办,只能把一部分权力交给社会。容忍的不是剥削之恶,而是阶级分化对社会发展的正面作用,由剥削而带来的恶是必须要打击的。这就是改革,维护秩序,让剥削阶级发挥正面作用,抑制其负面作用。
在中国出现羊吃人,出现圈地运动,被赶出来的人可不会跑到城市里去给资产阶级作牛作马,被工厂主敲骨吸髓。西有西域,南有南洋,东北有契丹,大把的地方可去,实在不行了还可以上山落草为寇。明朝的灭亡,不只是亡于农民起义军,还有大量被逼到东北去的人口,被逼着去做别人的奴才。残酷的阶级压迫,是从内外两个方面表现出来。你不给下层人民留一口救命粮,那就天地大变,拉着你一起把这世界埋葬。大英帝国从盛极一时,到分崩离析,少不了从自己体系独立出去的美国的手脚。一味剥削,是自取灭亡。
徐平前世有一种迷思,对于欧洲与美国有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向往,哪怕在那个世界无法去经历他们的浪潮,那么到了另一个世界也要去经历一番。如果能把中国变成不再是中国,而是另一个欧洲,另一个美国,那当然是极好的。至于明,早早扔到垃圾堆里去。奈何这个被向垃圾堆里扔的文明,就是这么顽强,在另一个世界无数人都做不到的事,到了这个世界,别说凭着一个人,全部人都来了也还是做不到。
你就是你,不要总想着去做别人。中国就是中国,不要总想着要变成另一个国家。在这个国家非常重要的是做不做自己人,什么样的自己人,可以再商量。
做人要实事求是,做不到的事情不要去多想,好好想想自己应该做的。做宰相,徐平就只能立足于现实,进行改革,调和内部矛盾,从农业经济走向工业化。
住了一会,默默喝了一会茶,让赵祯和吴育消化一下自己前面讲的内容。徐平再次站起来,走到黑板前,拱手道:“施政三策,一曰抑。抑即抑租息,抑由此而来的土地价格抬升和用于农事的诸般物事价格上涨。此时所说的地价,不是指一亩田地值多少钱,而是力稼之农夫,竭尽全力耕种,所得扣除种子、肥料等等的纯粮食,比之地价,多少倍数。其间因为有地之贫瘠,有肥料多寡,有水利便不便利,需通盘而论,得一大致之数。用于农事的诸般价格上涨,亦是如此。如何抑官府从租息下手,一是上下枝节众多,无数官吏从中上下其手,实无法由官府来代民间向农户借贷。欲消解借贷之害,抑之极难,或许将来有聪明之士能想出办法,臣无能,只能从另一个办法着手,这里暂且不论。抑之策,行之于谷价与农事必需之物的价格。”
“抑制谷价暴涨暴跌,办法古已有之,谓之常平,本朝亦行之,再议规例即可。至于农具、耕牛之类,天下最多的农具实是由三司铺子发卖出去,可由三司抑源头。而其真正使用农具的农夫之末端,自有另一法,暂不论。还有其他,如学事,如水渠用水,如道路桥梁,如育孤养老,如医药这些事务,朝廷多做一点,就让小民少一点借贷的因头。凡是民生所本,生产所必需,防天灾人祸,朝廷多帮一把手,就能助小民渡过难关。常平配合学事,加上由朝廷主持一些民生、生产,都是抑租息之祸的办法。”
借贷的发生,很多都是遇到了难处,不得不借钱渡过难关。官方插手得越多,民间借贷牟利的空间就越小。当然完全杜绝不可能,哪怕所有的难关都由官方帮手,还可以利用赌博等非法手段,徐平前世还有诱人吸毒之类呢。实际上官府包办不了一切,借贷必然还是会发生,只是万事都有度,掌握好度,一旦过度则好事会变成坏事。
保险也是借贷生息剥削手段之一种,官方退出民生保障,保险便无孔不入。抑制利息剥削,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由官方接过教育、医疗、灾祸等等的保障。你觉得保险来代替官方做这种事,自己没有受到剥削,那只能是剥削被转移到了别人身上去。无所不在的保险,无孔不入的借贷,这就是农业社会高利贷的变种,只是被教训学会调和了而已。官方从民生领域退却,交给商业保险,就是在加重对底层的剥削。反过来,官方积极地开办学校,建立医院,救助天灾人祸,鼓励各种自助,就是在缓和剥削的烈度。
借贷手段产生的剥削,程度还要深于地租。哪怕是按照历史上青苗贷稳定下来的名义上的年利四成,也比地租从整个收成中分走的多,然而实际利率还要高于此数。
采取抑的办法,历史上的王安石变法中可以找到很多。他肯定不是徐平这一套的意识形态,但对待剥削的态度上,却有共通之处。
赵祯沉吟一会,道:“宰相所言地租和借贷取息害农之理甚明,只是谷价涨跌、耕牛犁铧价格不常,为何也是借贷取息之害一种呢”
徐平捧笏:“臣试言之。以谷价来论,若遇丰年,家家有余粮,皆遇卖余粮而换些心仪之物。此时价必跌,而势力人家有这心仪之物,多收粮谷。若是平年,一家有难,有借贷渡过难关,势力人家若取高息,转到其他一样的贫苦人家,一家一家都凑一点,难关也就过去了。而到灾年,天下乏粮,唯有势力人家有余粮,必取高价。若去贷谷,平年秋后只加两成三成息,在灾年则动辄翻倍,甚或更多。天下通行用钱,不必再去势力人家借贷渡荒,改到市面籴买,谷价腾贵。此时谷价之贵,便是灾民贷息变高之另一种,从借与贷翻到了市面上来而已。翻到了市面上,把小民之间互帮互助,和衷共济共渡难关的路也压窄了,就连稍富之百姓,在此时亦如势力人家,用此市价而收租息。此时的谷价,已经不是通有无的商人之价了。其余类之。”
简单地说,丰年和灾年的粮食价格,不再是商业行为,而是带上了金融属性。只要商品带上了金融属性,就从单纯的互通有无的商业行为,变成了利息剥削的手段。对这种行为的限制,中国自古有之,即常平,这也正是王安石变法的重要内容。
在商业中囤积居奇炒作价格的办法,或者说投机倒把,为历朝所打击。事物都有两面性,商业通有无,商人从中赚取利润是合理的。超出商业行为,用金融手段来在商业中赚取利润,是被限制的。金融的正面性,在于向生产领域配置资源,而不在商业行为中。法家所谓的抑商,正是出于对此负面性的认识。而反对抑商的人,则是出于对商业通有无的正面认识,各置一端,不能够简单地认为他们谁对谁措。当朝理政者,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,哪些商业行为是被鼓励的,哪些应该是限制的。以常平来平抑粮食价格的波动,是因为粮食是民生所本,其实大多数的商业行为,不可避免都会这种行为,都有劝和抑的一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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