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50章 修兵书
直到明月东升,厉中坛饿得前胸贴后背,冯士元才施施然地回到家里。
到了凉亭,厉中坛起身行礼,冯士元摆了摆手道:“厉先生可以回去了。明天那个高提辖再去找你,尽管放钱给他,记住利钱打九折。”
见冯士元满身酒气,厉中坛心中不快,面上却丝毫不表露出来,问道:“那提辖靠得住吗?不知能够放多少钱给他?有没有什么风险?”
冯士元想了想道:“若是一千贯以下,尽可以放给他。过了此数,才来问我。还有,记着要他月月还息,本钱也摊到利钱里,六个月还清。如果违限,不管差了多少,都来报我!”
厉中坛心里面明白,冯士元必然是与高提辖身后的人讲好了,不然一个提辖,连骨头卖了也不值一千贯。他肚中饥饿,也不纠缠,便就此告辞。
出了冯府,顺着小路急行,趁着天色还不太晚,从保康门出了内城。
走不多远到了蔡河边上,此时华灯初上,大道上人流如织,喧哗热闹。厉中坛扶着河边的大柳树站住,看不远处呼儿唤女悠然自得的京城百姓,愣了好一会,长叹一声:“厉某一向都自诩英雄人物,有着远大前程,不想现在却被一个胥吏呼来唤去,如同使唤僮仆一般,将来九泉之下何颜见列祖列宗!忍些日子,赚些钱在手,别寻出路吧!”
城外永宁候府,旁边水池里的荷花开得正艳,小山上树木葱郁,随着微风涌起波浪。
池边的大树阴凉里,徐平把手里的书稿放下,对一边的宋祁道:“此是李觏注的《富国安民策》,虽然还不是尽善尽美,但足以补原书缺漏。当时编书的时候仓促,参与的官员又多,《富国安民策》里难免有各种各样的缺点,如错漏的地方,前后抵牾之处,或者叙事过于简略,所在多有。李觏作注,便就是补当时缺失。”
宋祁接了书,口中道:“李泰伯学问扎实,当时又正在省主身边,他做注正是最合适。”
徐平道:“李觏的学问自无问题,但他长于学术,而在实务上颇有不足。到底是只做了几年知县,眼界还有不足。到了现在,朝廷的新政也行了几个月了,好的地方,不好的地方,大家都看在眼里,再回过头来看这《富国安民策》,当有不同的想法。你判馆阁,如果有闲可以组织馆阁官员,一起来注一下这书。”
宋祁犹豫了一下,才道:“省主是觉得李泰伯作的注还有不足的地方?”
“千人千面,同样的东西,看在不同的人眼里,便就是不同的样子。李觏只是一家之言,总有不足的地方。子京啊,这《富国安民策》是朝廷新政的纲领,自然是解得越详细越好。馆阁组织作注,正是集众人所长,各抒己见。如今馆阁人才济济,正该做几件这样的大事。如果可能,也不必强求见解一致,对同一件事,看法不同便就一起列上去,给用到的人参考吗。对与错,只有事情做了大家才能体会得清楚。”
宋祁道:“省主说得也有道理,不过这种大事,须有重臣提举才可。”
“这是自然。你先跟馆阁的官员通一下气,如果大家不反对,我便上奏,请执政中一人提举,馆阁人员修注。此事对朝廷益处多多,想来十之八九能成。”
宋祁把李觏的注本收起来,点头道:“好,我便把省主的意思,问一问众人。”
徐平又道:“最近西北不宁,上书言兵的官员不少,朝廷有意编纂一部兵书,总结历朝兵政得失。此事虽然还没有定下来,但势在必行。这种大事,自然少不了需要馆阁官员出力,你要调配人手,不要使事情冲突了。”
这件事情宋祁也有风声,一一答应了。随着范仲淹被贬,欧阳修等人被贬出京城,馆阁又补了不少人进去,人手充足。此时馆阁的主要工作还是始自景祐元年的校定整理三馆与秘阁藏书,并编成书目。此事本来由张观、李淑和宋祁三人提举,此时李淑已经到地方任职,张观任御史中丞,真正主持的是兼判馆阁的宋祁。这套书就是对后世影响深远的《崇文总目》,不管是战乱还是失火,国家藏书缺少的都是靠着这书目补齐。
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,非一朝一夕之功,让所有馆阁官员把精力都放在这上面实在是浪费。随着新政的推开,朝廷官员对《富国安民策》有了更深的理解,一部分人也有不同的看法,是时候开展进一步的工作了。占领意识形态的高地,不是靠着这一套书就万事大吉了,必须一直深入下去,作注便是一个加深理解的办法。
捏着鼻子硬灌,仙丹也会变成毒药,效果适得其反。徐平的办法,便是让尽可能多的官员参与进来,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,都让他们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,并在实践中进行检验。而朝廷育材之地的馆阁,毫无疑问是最适合做这件事的。别看现在馆阁官员的官位都不起眼,十年二十年后,就是这些人把持朝政,那个时候才会显出效果来。
至于兵书,则是徐平为了将来改革军政预作伏笔,先进行舆论动员。
推动这件事最起劲的便就是徐平自己,第二个是翰林学士夏竦。夏竦文才出众,从各方面来说,他都颇有些丁谓的影子,只是没有丁谓的手段和能力罢了。心思敏锐的夏竦感觉到了将来西北必有一战,打仗他不在行,但把握政治机遇的能力却分外出众。因为天圣年间站错了队,赵祯亲政之后夏竦颇受排挤,他把西北事发看作自己东山再起的机会。所以这个时候夏竦拼命鼓吹在西北加强兵力,朝廷重视武备。
由文官来修兵书,听起来好笑,实际上只能如此。禁军里的高层将领说起兵略来还不如文官,中下层将领还有一部分不识字,让他们修也修不来。文官是纸上谈兵,问题是禁军将领连这纸上谈兵的本事都没有。三帅中现在李用和是最靠谱的一个,他几年时间从县巡检升到管军大将,又知道什么兵略了。
所谓修兵书,也只是捡故纸堆,能把历朝兵制理一下,就非常不错。想着这样一本书能够指导打仗,那是想也不想,编成的兵书也不是干那个用的。从太宗时候起,便就把历朝留下来的兵书列为禁书,就连《孙子》、《六韬》、《尉缭子》等君王赐给大将都神神秘秘的,其他就可想而知。这个年代,兵书传统实际上基本断绝,就以禁军现在的军制,古代的兵书用处也有限。以前的兵书是国事兵事一起来讲,跟现在兵制完全不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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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了凉亭,厉中坛起身行礼,冯士元摆了摆手道:“厉先生可以回去了。明天那个高提辖再去找你,尽管放钱给他,记住利钱打九折。”
见冯士元满身酒气,厉中坛心中不快,面上却丝毫不表露出来,问道:“那提辖靠得住吗?不知能够放多少钱给他?有没有什么风险?”
冯士元想了想道:“若是一千贯以下,尽可以放给他。过了此数,才来问我。还有,记着要他月月还息,本钱也摊到利钱里,六个月还清。如果违限,不管差了多少,都来报我!”
厉中坛心里面明白,冯士元必然是与高提辖身后的人讲好了,不然一个提辖,连骨头卖了也不值一千贯。他肚中饥饿,也不纠缠,便就此告辞。
出了冯府,顺着小路急行,趁着天色还不太晚,从保康门出了内城。
走不多远到了蔡河边上,此时华灯初上,大道上人流如织,喧哗热闹。厉中坛扶着河边的大柳树站住,看不远处呼儿唤女悠然自得的京城百姓,愣了好一会,长叹一声:“厉某一向都自诩英雄人物,有着远大前程,不想现在却被一个胥吏呼来唤去,如同使唤僮仆一般,将来九泉之下何颜见列祖列宗!忍些日子,赚些钱在手,别寻出路吧!”
城外永宁候府,旁边水池里的荷花开得正艳,小山上树木葱郁,随着微风涌起波浪。
池边的大树阴凉里,徐平把手里的书稿放下,对一边的宋祁道:“此是李觏注的《富国安民策》,虽然还不是尽善尽美,但足以补原书缺漏。当时编书的时候仓促,参与的官员又多,《富国安民策》里难免有各种各样的缺点,如错漏的地方,前后抵牾之处,或者叙事过于简略,所在多有。李觏作注,便就是补当时缺失。”
宋祁接了书,口中道:“李泰伯学问扎实,当时又正在省主身边,他做注正是最合适。”
徐平道:“李觏的学问自无问题,但他长于学术,而在实务上颇有不足。到底是只做了几年知县,眼界还有不足。到了现在,朝廷的新政也行了几个月了,好的地方,不好的地方,大家都看在眼里,再回过头来看这《富国安民策》,当有不同的想法。你判馆阁,如果有闲可以组织馆阁官员,一起来注一下这书。”
宋祁犹豫了一下,才道:“省主是觉得李泰伯作的注还有不足的地方?”
“千人千面,同样的东西,看在不同的人眼里,便就是不同的样子。李觏只是一家之言,总有不足的地方。子京啊,这《富国安民策》是朝廷新政的纲领,自然是解得越详细越好。馆阁组织作注,正是集众人所长,各抒己见。如今馆阁人才济济,正该做几件这样的大事。如果可能,也不必强求见解一致,对同一件事,看法不同便就一起列上去,给用到的人参考吗。对与错,只有事情做了大家才能体会得清楚。”
宋祁道:“省主说得也有道理,不过这种大事,须有重臣提举才可。”
“这是自然。你先跟馆阁的官员通一下气,如果大家不反对,我便上奏,请执政中一人提举,馆阁人员修注。此事对朝廷益处多多,想来十之八九能成。”
宋祁把李觏的注本收起来,点头道:“好,我便把省主的意思,问一问众人。”
徐平又道:“最近西北不宁,上书言兵的官员不少,朝廷有意编纂一部兵书,总结历朝兵政得失。此事虽然还没有定下来,但势在必行。这种大事,自然少不了需要馆阁官员出力,你要调配人手,不要使事情冲突了。”
这件事情宋祁也有风声,一一答应了。随着范仲淹被贬,欧阳修等人被贬出京城,馆阁又补了不少人进去,人手充足。此时馆阁的主要工作还是始自景祐元年的校定整理三馆与秘阁藏书,并编成书目。此事本来由张观、李淑和宋祁三人提举,此时李淑已经到地方任职,张观任御史中丞,真正主持的是兼判馆阁的宋祁。这套书就是对后世影响深远的《崇文总目》,不管是战乱还是失火,国家藏书缺少的都是靠着这书目补齐。
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,非一朝一夕之功,让所有馆阁官员把精力都放在这上面实在是浪费。随着新政的推开,朝廷官员对《富国安民策》有了更深的理解,一部分人也有不同的看法,是时候开展进一步的工作了。占领意识形态的高地,不是靠着这一套书就万事大吉了,必须一直深入下去,作注便是一个加深理解的办法。
捏着鼻子硬灌,仙丹也会变成毒药,效果适得其反。徐平的办法,便是让尽可能多的官员参与进来,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,都让他们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,并在实践中进行检验。而朝廷育材之地的馆阁,毫无疑问是最适合做这件事的。别看现在馆阁官员的官位都不起眼,十年二十年后,就是这些人把持朝政,那个时候才会显出效果来。
至于兵书,则是徐平为了将来改革军政预作伏笔,先进行舆论动员。
推动这件事最起劲的便就是徐平自己,第二个是翰林学士夏竦。夏竦文才出众,从各方面来说,他都颇有些丁谓的影子,只是没有丁谓的手段和能力罢了。心思敏锐的夏竦感觉到了将来西北必有一战,打仗他不在行,但把握政治机遇的能力却分外出众。因为天圣年间站错了队,赵祯亲政之后夏竦颇受排挤,他把西北事发看作自己东山再起的机会。所以这个时候夏竦拼命鼓吹在西北加强兵力,朝廷重视武备。
由文官来修兵书,听起来好笑,实际上只能如此。禁军里的高层将领说起兵略来还不如文官,中下层将领还有一部分不识字,让他们修也修不来。文官是纸上谈兵,问题是禁军将领连这纸上谈兵的本事都没有。三帅中现在李用和是最靠谱的一个,他几年时间从县巡检升到管军大将,又知道什么兵略了。
所谓修兵书,也只是捡故纸堆,能把历朝兵制理一下,就非常不错。想着这样一本书能够指导打仗,那是想也不想,编成的兵书也不是干那个用的。从太宗时候起,便就把历朝留下来的兵书列为禁书,就连《孙子》、《六韬》、《尉缭子》等君王赐给大将都神神秘秘的,其他就可想而知。这个年代,兵书传统实际上基本断绝,就以禁军现在的军制,古代的兵书用处也有限。以前的兵书是国事兵事一起来讲,跟现在兵制完全不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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