佛道之争
道教在唐朝发展的基本情况
道教在南北朝的寇谦之、陆修静、陶弘景等人的改造下已经成为一个较为完备的成型宗教,而随着南齐道士顾欢的《夷夏论》的出台,更标识着佛道之间的斗争进入白热化。因此,要谈之后一个历史时期的道教发展,不得不兼顾佛教而论。
隋代的统治者相对更重视佛教,这就使得很多道士产生不满情绪。隋末,楼观道士岐晖和茅山宗领袖王知远都投靠李渊麾下,为其起兵制造了大量的谶纬。加上,李氏作为陇西门阀并非旧有的传统世族,因而必须要在谱系上找出一个合理的初始祖以压倒旧世族,而道士们提供了自己的教主老子,双方一拍即合,唐既然以老子的后代自居,自然不可能不厚待道教。
唐朝自李渊开始崇道,他曾三次召集儒、释、道三教人士进行佛道之辩,在辩论无果的情况下,他更直接作出了“道大佛小”的结论。当然了,眼看地位有所下降的僧侣们自然不甘如此就范,于是他们错误地找上了太子李建成。而道教的王知远等则选择支持李世民。于是,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登基便直接下达了抑佛诏令。头脑再次不大清楚的众僧居然又一次上表力争,表示激烈反对,弄得李世民很不高兴,说出了“语诸僧等,明诏即下,如也不伏,国有严科”的狠话。众僧只好作罢。惟智实坚决不服,结果被当庭痛打。
到了李治继位,基本上还是沿袭着前边“崇道抑佛”的政策不变。这种状况,在武则天逐渐参与朝政执掌大权后有所改变。武则天的崇佛是众所周知的。而其背后并不单纯只是信仰问题。须知,李唐以老子为始祖,那么这就意味着道家一门乃是李唐王祚的根本。而要想取而代之扶植对立势力,最理想的莫过于从信仰根本上给对方以打击。因此,在高宗中后期至武周时期,佛教的地位急遽窜升,并达到了可以跟道教分庭抗礼的地步。
当时,太史令傅弈(道士出身,精通天文历数)在武德四年、武德七年两次上书唐高祖李渊,他从儒家伦理出发,认为佛教存在诸多弊端,“与百姓无补”、“与国家有害”,指出佛教拥有自己的寺院田产却无需交税,佛教徒渐多而无需服役,不利于国家的长远统治。
《旧唐书·傅弈传》:佛于西域,言遥路远,汉译胡书,恣其假托。故使不忠不孝,削发而揖君亲;游手游食,易服以逃租赋。
傅弈此举引起了许多道士的附和,诸如李钟卿等人也纷纷著书《十异九迷论》等来提供舆论上的攻势。
作者八卦的历史菌
一、《大唐双龙传》——从主角升级到佛道之争
黄易的《大唐双龙传》是中国武侠小说的瑰宝,小说中寇仲与徐子陵的一路升级打怪迈向顶级高手的历程和卓越、紧张的战场描写可谓引人入胜,黄易将小说人物与隋朝末年军阀并起、逐鹿中原的各方势力结合起来的设定更是令人称奇。在《大唐双龙传》的文化内核中,始终围绕着平民与门阀、佛家与道家展开。为避免篇幅过长,这里想先集中的介绍书中的佛道之争。
寇仲和徐子陵作为书中的双主角,从书中开始就依托书中的道家秘典《长生诀》和道家结下了不解之缘,他们二人的练功无不围绕着无为有法、一静一动、一阴一阳等展开,比如他们两的“井中八法”对道家的精神体现最为突出,甚至他们的对手邪王“石之轩”创造的不死印法也处处体现了阴阳、生死的转化。而书中的一大武林势力慈航静斋则是书中佛门的领袖,他们在天下大乱时强力支持李世民,希望能尽快安定天下、和平化解天下大乱的危机,书中不少正派高手都为慈航静斋所驱驰,佛教势力可见一斑。
在书中佛道之争伴随到小说结尾,最终看上去似乎是佛家取得了胜利,那么在真正的历史中,佛道势力在唐朝初期(这里仅指李渊、李世民时期)又是如何演化的呢?这正是本文想和大家讨论的核心主题。
二、历史上的一场唐朝朝野的佛、道大讨论
不过唐朝初期在确定佛道两家的具体发展策略时,朝野上下是经历过一番大讨论的,在述说策略前有必要先介绍下这场至关重要的佛道论战。
(一)道教势力的进击
当时,太史令傅弈(道士出身,精通天文历数)在武德四年、武德七年两次上书唐高祖李渊,他从儒家伦理出发,认为佛教存在诸多弊端,“与百姓无补”、“与国家有害”,指出佛教拥有自己的寺院田产却无需交税,佛教徒渐多而无需服役,不利于国家的长远统治。
《旧唐书·傅弈传》:佛于西域,言遥路远,汉译胡书,恣其假托。故使不忠不孝,削发而揖君亲;游手游食,易服以逃租赋。
傅弈此举引起了许多道士的附和,诸如李钟卿等人也纷纷著书《十异九迷论》等来提供舆论上的攻势。
(二)佛教势力的反击
然而,面对道教的舆论攻势,佛教中人同样有人挺身而出。当时的高僧法琳素有“护法沙门”之称,面对傅弈等人的责难,他的应对可谓十分完备,他吸取了先前直接引佛教经典反驳效果不佳的教训,直接著书《破邪论》。
在《破邪论》中,法琳论述了佛家与儒家不仅有共同之处,甚至犹有过之,都主张要以五常(佛教中对应的是五戒)来作为行为处事标准,儒家以五常作为人之为人的标准,而佛家则甚至把五常作为来事仍可为人的先决条件。他认为佛家只是形式上割舍亲情、君臣等,但是为了寻找众生脱离苦海的“大顺”:
《破邪论》:虽形阙奉亲而内怀其孝,礼乖事主而心戢其恩。泽被怨亲,以成大顺,福沾幽显,岂拘小违。
不仅如此,他还著书《辩正论》对《十异九迷论》进行反驳,可谓寸土不让。
对道家,其实唐朝初期是和隋朝时期完全不同的态度的。尽管两个朝代间隔时间很短,李渊、李世民等更是曾经在隋朝为官,但完全不同于隋文帝对佛教的狂热,他们选择了尊崇道教、并扶持道家的发展。李渊在位时,便认老子李聃为李唐王朝的祖宗。
武德八年,李渊下诏确定了道教在先、佛教在后的宗教基本策略:
老教孔教,此土先宗,释教后兴,宜从客礼。令老先、次孔、末后释宗。
到了李世民在位后,贞观十一年,李世民出于扶持道教发展需要,再次颁布了《令道士在僧前诏》,再次重申了道教在先的地位:
……至于称谓,其道士女冠,可在僧尼之前。
当然,与李渊想比,李世民对道家的支持更为明显,比如他曾经在亳州、兖州等地修建了道家宗庙,还专门安排了经费、人员。
可以说,道教在这时迎来了蓬勃发展时期。
其实,从社会现实来看,当时佛教已经发展到一个高峰,一句“南朝四百八十寺”道出了佛教的发展迅猛。如果说隋朝是佛教的蜜月期的话,那么唐朝初期,尤其是李渊在位时期,对佛教就不是那么友好了。
李渊登上九五之尊后,不仅如上文所述直接以诏令形式排定了佛教居后的地位,还在武德九年三月下诏《沙汰佛道》,尽管诏书中肯定了佛教的作用,但是对佛教的弊端揭露更多,比如诏书中指出,佛教有“浮惰之人,苟避徭役,妄为剃度”等弊端。而且,由于当时佛教势力较大,虽然道教也在沙汰之列,但客观上却起到了扶持道教的作用。根据《沙汰佛道》诏书,只京师留三寺千僧,其余寺宇并赐王公,僧徒放还故乡,可以说若按照此举,佛教发展将被严重打压。
然而,这时候事情出现了转机,由于当年的6月3日,爆发了玄武门事变,李渊被迫退位,李世民即位后为尽快稳定局势和争取原有李建成、李元吉势力选择了大赦天下,于是佛教又重新恢复了原来的模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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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教在南北朝的寇谦之、陆修静、陶弘景等人的改造下已经成为一个较为完备的成型宗教,而随着南齐道士顾欢的《夷夏论》的出台,更标识着佛道之间的斗争进入白热化。因此,要谈之后一个历史时期的道教发展,不得不兼顾佛教而论。
隋代的统治者相对更重视佛教,这就使得很多道士产生不满情绪。隋末,楼观道士岐晖和茅山宗领袖王知远都投靠李渊麾下,为其起兵制造了大量的谶纬。加上,李氏作为陇西门阀并非旧有的传统世族,因而必须要在谱系上找出一个合理的初始祖以压倒旧世族,而道士们提供了自己的教主老子,双方一拍即合,唐既然以老子的后代自居,自然不可能不厚待道教。
唐朝自李渊开始崇道,他曾三次召集儒、释、道三教人士进行佛道之辩,在辩论无果的情况下,他更直接作出了“道大佛小”的结论。当然了,眼看地位有所下降的僧侣们自然不甘如此就范,于是他们错误地找上了太子李建成。而道教的王知远等则选择支持李世民。于是,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登基便直接下达了抑佛诏令。头脑再次不大清楚的众僧居然又一次上表力争,表示激烈反对,弄得李世民很不高兴,说出了“语诸僧等,明诏即下,如也不伏,国有严科”的狠话。众僧只好作罢。惟智实坚决不服,结果被当庭痛打。
到了李治继位,基本上还是沿袭着前边“崇道抑佛”的政策不变。这种状况,在武则天逐渐参与朝政执掌大权后有所改变。武则天的崇佛是众所周知的。而其背后并不单纯只是信仰问题。须知,李唐以老子为始祖,那么这就意味着道家一门乃是李唐王祚的根本。而要想取而代之扶植对立势力,最理想的莫过于从信仰根本上给对方以打击。因此,在高宗中后期至武周时期,佛教的地位急遽窜升,并达到了可以跟道教分庭抗礼的地步。
当时,太史令傅弈(道士出身,精通天文历数)在武德四年、武德七年两次上书唐高祖李渊,他从儒家伦理出发,认为佛教存在诸多弊端,“与百姓无补”、“与国家有害”,指出佛教拥有自己的寺院田产却无需交税,佛教徒渐多而无需服役,不利于国家的长远统治。
《旧唐书·傅弈传》:佛于西域,言遥路远,汉译胡书,恣其假托。故使不忠不孝,削发而揖君亲;游手游食,易服以逃租赋。
傅弈此举引起了许多道士的附和,诸如李钟卿等人也纷纷著书《十异九迷论》等来提供舆论上的攻势。
作者八卦的历史菌
一、《大唐双龙传》——从主角升级到佛道之争
黄易的《大唐双龙传》是中国武侠小说的瑰宝,小说中寇仲与徐子陵的一路升级打怪迈向顶级高手的历程和卓越、紧张的战场描写可谓引人入胜,黄易将小说人物与隋朝末年军阀并起、逐鹿中原的各方势力结合起来的设定更是令人称奇。在《大唐双龙传》的文化内核中,始终围绕着平民与门阀、佛家与道家展开。为避免篇幅过长,这里想先集中的介绍书中的佛道之争。
寇仲和徐子陵作为书中的双主角,从书中开始就依托书中的道家秘典《长生诀》和道家结下了不解之缘,他们二人的练功无不围绕着无为有法、一静一动、一阴一阳等展开,比如他们两的“井中八法”对道家的精神体现最为突出,甚至他们的对手邪王“石之轩”创造的不死印法也处处体现了阴阳、生死的转化。而书中的一大武林势力慈航静斋则是书中佛门的领袖,他们在天下大乱时强力支持李世民,希望能尽快安定天下、和平化解天下大乱的危机,书中不少正派高手都为慈航静斋所驱驰,佛教势力可见一斑。
在书中佛道之争伴随到小说结尾,最终看上去似乎是佛家取得了胜利,那么在真正的历史中,佛道势力在唐朝初期(这里仅指李渊、李世民时期)又是如何演化的呢?这正是本文想和大家讨论的核心主题。
二、历史上的一场唐朝朝野的佛、道大讨论
不过唐朝初期在确定佛道两家的具体发展策略时,朝野上下是经历过一番大讨论的,在述说策略前有必要先介绍下这场至关重要的佛道论战。
(一)道教势力的进击
当时,太史令傅弈(道士出身,精通天文历数)在武德四年、武德七年两次上书唐高祖李渊,他从儒家伦理出发,认为佛教存在诸多弊端,“与百姓无补”、“与国家有害”,指出佛教拥有自己的寺院田产却无需交税,佛教徒渐多而无需服役,不利于国家的长远统治。
《旧唐书·傅弈传》:佛于西域,言遥路远,汉译胡书,恣其假托。故使不忠不孝,削发而揖君亲;游手游食,易服以逃租赋。
傅弈此举引起了许多道士的附和,诸如李钟卿等人也纷纷著书《十异九迷论》等来提供舆论上的攻势。
(二)佛教势力的反击
然而,面对道教的舆论攻势,佛教中人同样有人挺身而出。当时的高僧法琳素有“护法沙门”之称,面对傅弈等人的责难,他的应对可谓十分完备,他吸取了先前直接引佛教经典反驳效果不佳的教训,直接著书《破邪论》。
在《破邪论》中,法琳论述了佛家与儒家不仅有共同之处,甚至犹有过之,都主张要以五常(佛教中对应的是五戒)来作为行为处事标准,儒家以五常作为人之为人的标准,而佛家则甚至把五常作为来事仍可为人的先决条件。他认为佛家只是形式上割舍亲情、君臣等,但是为了寻找众生脱离苦海的“大顺”:
《破邪论》:虽形阙奉亲而内怀其孝,礼乖事主而心戢其恩。泽被怨亲,以成大顺,福沾幽显,岂拘小违。
不仅如此,他还著书《辩正论》对《十异九迷论》进行反驳,可谓寸土不让。
对道家,其实唐朝初期是和隋朝时期完全不同的态度的。尽管两个朝代间隔时间很短,李渊、李世民等更是曾经在隋朝为官,但完全不同于隋文帝对佛教的狂热,他们选择了尊崇道教、并扶持道家的发展。李渊在位时,便认老子李聃为李唐王朝的祖宗。
武德八年,李渊下诏确定了道教在先、佛教在后的宗教基本策略:
老教孔教,此土先宗,释教后兴,宜从客礼。令老先、次孔、末后释宗。
到了李世民在位后,贞观十一年,李世民出于扶持道教发展需要,再次颁布了《令道士在僧前诏》,再次重申了道教在先的地位:
……至于称谓,其道士女冠,可在僧尼之前。
当然,与李渊想比,李世民对道家的支持更为明显,比如他曾经在亳州、兖州等地修建了道家宗庙,还专门安排了经费、人员。
可以说,道教在这时迎来了蓬勃发展时期。
其实,从社会现实来看,当时佛教已经发展到一个高峰,一句“南朝四百八十寺”道出了佛教的发展迅猛。如果说隋朝是佛教的蜜月期的话,那么唐朝初期,尤其是李渊在位时期,对佛教就不是那么友好了。
李渊登上九五之尊后,不仅如上文所述直接以诏令形式排定了佛教居后的地位,还在武德九年三月下诏《沙汰佛道》,尽管诏书中肯定了佛教的作用,但是对佛教的弊端揭露更多,比如诏书中指出,佛教有“浮惰之人,苟避徭役,妄为剃度”等弊端。而且,由于当时佛教势力较大,虽然道教也在沙汰之列,但客观上却起到了扶持道教的作用。根据《沙汰佛道》诏书,只京师留三寺千僧,其余寺宇并赐王公,僧徒放还故乡,可以说若按照此举,佛教发展将被严重打压。
然而,这时候事情出现了转机,由于当年的6月3日,爆发了玄武门事变,李渊被迫退位,李世民即位后为尽快稳定局势和争取原有李建成、李元吉势力选择了大赦天下,于是佛教又重新恢复了原来的模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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