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章 、曹洪之怒
是勋想要改变轻视工商的政策,的巴的巴地说了好半天——他身为一个文科生(还不是学经济的),其实对工商业的了解也很有限,但光后世那些常识,搁这年月就足够用啦,加上引经据典,以史为鉴,相信曹操不是腐儒,不会说不通的。
当然啦,曹操消化是勋这一大套话,也得有一段时间,而即便消化了,甚至认同了,想要彻底改变汉兴以来轻视工商业的政策,那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终究曹操势力虽然大,还不是后来进位丞相,受封魏公、魏王,把大本营搬到邺城,心腹全封了魏官,等于另立一个朝廷,而把许都朝廷彻底当摆设的年月,他还不可能完全一个人说了算。
所以是勋也有心理准备,我这儿先给曹家父子上课,完了还得找机会去给荀彧他们上课,再去太学刮刮风,争取逐渐地把社会风气给扭转过来,把舆论给引导起来。当然啦,空口白话是很难真对社会实际产生影响的,而且很可能阵风刮过,转眼就息。所以啊,还是希望曹操你能给我这么个机会,拨点儿钱,让我先干起来,等有了成果,自然有人跟进,也自然会产生出一批既得利益者出来,跟着我的大旗往前走。
退一万步说,个人的成功没能转化为社会的成功……那也没关系,起码我发财了啊!
话说完就完,是勋也不奢望曹操当场拍板,我给你拨多少多少钱,你马上开点儿作坊干起来。所以他转过头去瞟了瞟天色——这就黑得差不多啦——站起身来就待告辞。
曹操一指曹昂。父子同心。曹昂急忙冲过来揪住了是勋的衣襟:“姑婿言未尽也。如何要走?”是勋说尽了尽了,我离家一年多,今儿才回许都,要是回去太晚,你姑姑就不能饶过我啊。
曹操捋须笑道:“吾妹非不识大体者也。吾即命人传信,明日再使子修上门致歉——你我兄弟久不相聚,今晚便可宿于此也。”
是勋心说啥,“你我兄弟”这种话都出来了。看起来我今儿个还真走不了啦。既然曹操这么热情,他就未免要卖卖关子——“言已尽矣,未知主公还有何相询?”
曹操说别扯了,你话分明没说完。我知道宏辅你轻易不言,既言必有所建议,如今你光说了问题,还没拿出任何对策来哪,那怎么成?你一定有想法了,赶紧给我说说。
是勋确实有想法,他这趟回来。大半是水路,比起走陆路是舒服得多。可也无聊得多。固然每天都要去跟门客们恳谈,联络联络感情,可总不能整个白天都跟部下厮混吧?虽说舱内还有个甘氏呢,可这年月白昼宣淫是士林鄙薄甚至深恶痛绝的恶习……所以闲下大把时间,可以诸多构想。
但这想法不能随便告诉曹操——是勋装模作样地苦苦一笑:“主公欲置勋于火上耶?”话不用说得太明白,曹操自然能够想到:自己空口白话一说问题,谁都不会当回事儿,可要是拿出啥具体的对策来,肯定会伤害到豪门世宦的利益,则难免成为众矢之的。
曹操抚掌笑道:“此间并无他人,出卿之口,入吾之耳,何忧也?”瞟一眼儿子,心说你不会让我把子修给赶出去吧?
是勋也望向曹昂,但是并没有驱赶的意思,而是说:“子修谨慎,吾并不虑。勋自有计,然须徐徐图之,不可急也,图之或且不得,主公勿罪。”
曹操一摆手:“且坐——吾非诿过于人者也。”我明白你的意思,是怕将来得罪了世家显宦,他们闹腾起来,我会把你推出去当替罪羊,放心吧,我不是那种人。
是勋心说你不是那种人才怪了,领导同志的节操,咱真的能够相信吗?可是话既然说到这个份儿上了,他也不好再提离开的事儿,于是缓缓坐下,长吸一口气,举出三枚手指来:“重工商而使国家得利者,勋所思之,策唯三也。”
哦,竟然还有三条计策?曹操兴趣大升,不自禁地就把身体往前凑了一下:“请卿明言。”
是勋说第一条计策,就是我最早说的,你和朝廷都大力支持,先由我个人干起来,然后就跟在河东那样,完了把产业再分卖给别人。卖给谁,卖多少,这里面大有讲究,既可以增加公家的财富,又可以扩大工商阶层,进而分薄旧有世家的财力。
第二条计策,是要专门设置一个部门统管此事,首先把工商税给抓起来——“市皆有税,地方可自理,然关津之税,则不可操之于地方也,于工商为大患也。”
汉代的市场税基本上是十税一,征收实物,同时规定租用公家场地、店铺的,可以免税,既然有明确的规定,就不怕地方官员滥征,只要严肃法纪就成。可是汉末才重新兴起的关卡税,那就没有定规啦,都由各地官员,甚至是驻军将领自己掌握,想设多少卡就设多少卡,想收多少税就收多少税,再加上重复征收,行商距离超过五百里,就可能彻底破产。在这种情况下,工商业还怎么可能发达?其结果只能是有靠山、有背景的大商贾才可能长途贩运货物,利润一半儿进了他背后的世家的腰包,另一半儿进了地方官员和将领的腰包,朝廷毫无所得。
是勋说倘若天下太平,就应该彻底取消关卡税,让商贾自由往来,但在战乱未息的今天,咱还没法儿这么办——地方穷困,地方官儿还靠这笔额外收入发薪呢,驻军将领还靠这笔额外收入养兵呢。说到这里,他瞟一眼曹昂,心说小子你明白我的担心了吗?
曹昂当然也不傻,拱手笑道:“此言若泄之于外,他且不论。子廉叔父必深恨姑婿也。”
曹洪曹子廉。史书上说他“家富而性吝啬”。曹操也说:“我家赀那得如子廉耶!”加上他御下不严,家奴多作恶,所以后世往往都将其目之为曹魏第一大贪官。其实这是个误解,曹操最恨人贪污,哪怕是曹洪,若是少贪一点儿,曹操还可能看在族兄弟和曾经救过自己命的份儿上稍加容忍,要是真贪多了。曹操第一个不会放过他。主要曹洪的产业大多来自于灰色地带,其中就包括了设卡收税,虽然也不是什么干净钱,但朝廷既然没有严加禁止,你就不能算他贪污。
所以说,是勋说要彻底取消关卡税,这话要是被曹洪听到了,他绝对不会饶过是勋——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,亲戚也没有情面可讲!
是勋摆摆手:“故谓今时不宜也。”天下还乱着呢,需要那些将领去率军打仗。你不让他们发财,他们还能踏下心来跟着你吗?起兵谋反都是可能的。得等天下太平了。基本上削了将领的兵权,不怕他们乱来,才能这么干哪。然而——“今之策也,朝廷设职以督导之,罢近途之关津……”距离太近的关卡,必须得给停了,好么,我出城三里你收一回税,再走三里再收一回税,我这买卖还干不干啦?——“并定其上限,且抽其一也。则朝廷既可得利,商贾又少其害,异日罢设,也好措手。”
在原本的历史上,魏文帝曹丕在延康元年下诏,规定日后关津之税,不得高于十一——也就是说,最多收取十分之一的货物。由此可见,乱世当中各地的乱收税有多严重,额度有多高啦,估计一车货走不上百里地,就撞见好几回收20%的,最终连渣子都剩不下……
是勋说朝廷得定个上限,不能让地方上乱收,而且还可以从中抽头,不用多,再十分之一就好了,积累起来,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。至于收税的上限是多少,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,这个再说,我现在还不能给出具体的数字来。
曹操说这条计策好——一方面能来钱,一方面还限制地方势力,他不喜欢才怪哪。
是勋说第三策,必须推翻歧视商人的政策。其实话说起来,这些政策也都形同虚设,说什么商人不能穿丝绸,不能乘马车,只要有钱,买通了地方官儿,还担心这些禁令吗?后来明朝也有类似禁令,甚至更严格,不同身份等级的人只能穿特定样式、质地的衣服,可是到了中后期,你往大点儿的城镇里一站,满眼都是穿着黄色绸衣的平头百姓——啥禁令啊,完全没人搭理。
就算商贾不得为吏这一条,也未必能够严格遵守。别的不说,商人发家以后,大可以向地方豪门投献(事实上,不投献也很难继续发展下去),把子弟送过去当门客甚至联宗,那就有机会出仕了。只是一条,你这种出身,当小吏没问题,想升官儿就有无数乌鸡眼盯着,为了抢夺自己也未必能霸得到手的空位,读书人也是可以放下节操,无所不为的。除非朝廷废除禁令,并且皇帝亲自选拔——比方说武帝时代的桑弘羊——否则玻璃天花板永远存在。
而且,向来朝廷征兵也好,戍边也罢,对于那些最艰苦的活计,只要强迫参与,首先考虑的就是囚徒、赘婿,以及商贾。
话再拉回来说,即便这些禁令大多形同虚设,终究是高悬在商贾阶层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,不定哪天就会掉下来,官员们只要想收拾你,这是最方便揪的小辫子。这就使得一般士人家庭不愿也不屑去经营工商业,顶多把家中读书不成的分支子弟推出去赚钱——反正资源有限,本来荐举出仕也轮不到他们——由此恶性循环,整体社会舆论对工商业的轻视就越来越严重。
所以是勋说了,想要发展工商业,就得从根子上废除那些身份限制令。
曹操捋须沉思,好一会儿才开口问:“似此三策,宏辅可为操办否?”
是勋连忙摆手:“除第一策,勋必不办也!”(未完待续。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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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然啦,曹操消化是勋这一大套话,也得有一段时间,而即便消化了,甚至认同了,想要彻底改变汉兴以来轻视工商业的政策,那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终究曹操势力虽然大,还不是后来进位丞相,受封魏公、魏王,把大本营搬到邺城,心腹全封了魏官,等于另立一个朝廷,而把许都朝廷彻底当摆设的年月,他还不可能完全一个人说了算。
所以是勋也有心理准备,我这儿先给曹家父子上课,完了还得找机会去给荀彧他们上课,再去太学刮刮风,争取逐渐地把社会风气给扭转过来,把舆论给引导起来。当然啦,空口白话是很难真对社会实际产生影响的,而且很可能阵风刮过,转眼就息。所以啊,还是希望曹操你能给我这么个机会,拨点儿钱,让我先干起来,等有了成果,自然有人跟进,也自然会产生出一批既得利益者出来,跟着我的大旗往前走。
退一万步说,个人的成功没能转化为社会的成功……那也没关系,起码我发财了啊!
话说完就完,是勋也不奢望曹操当场拍板,我给你拨多少多少钱,你马上开点儿作坊干起来。所以他转过头去瞟了瞟天色——这就黑得差不多啦——站起身来就待告辞。
曹操一指曹昂。父子同心。曹昂急忙冲过来揪住了是勋的衣襟:“姑婿言未尽也。如何要走?”是勋说尽了尽了,我离家一年多,今儿才回许都,要是回去太晚,你姑姑就不能饶过我啊。
曹操捋须笑道:“吾妹非不识大体者也。吾即命人传信,明日再使子修上门致歉——你我兄弟久不相聚,今晚便可宿于此也。”
是勋心说啥,“你我兄弟”这种话都出来了。看起来我今儿个还真走不了啦。既然曹操这么热情,他就未免要卖卖关子——“言已尽矣,未知主公还有何相询?”
曹操说别扯了,你话分明没说完。我知道宏辅你轻易不言,既言必有所建议,如今你光说了问题,还没拿出任何对策来哪,那怎么成?你一定有想法了,赶紧给我说说。
是勋确实有想法,他这趟回来。大半是水路,比起走陆路是舒服得多。可也无聊得多。固然每天都要去跟门客们恳谈,联络联络感情,可总不能整个白天都跟部下厮混吧?虽说舱内还有个甘氏呢,可这年月白昼宣淫是士林鄙薄甚至深恶痛绝的恶习……所以闲下大把时间,可以诸多构想。
但这想法不能随便告诉曹操——是勋装模作样地苦苦一笑:“主公欲置勋于火上耶?”话不用说得太明白,曹操自然能够想到:自己空口白话一说问题,谁都不会当回事儿,可要是拿出啥具体的对策来,肯定会伤害到豪门世宦的利益,则难免成为众矢之的。
曹操抚掌笑道:“此间并无他人,出卿之口,入吾之耳,何忧也?”瞟一眼儿子,心说你不会让我把子修给赶出去吧?
是勋也望向曹昂,但是并没有驱赶的意思,而是说:“子修谨慎,吾并不虑。勋自有计,然须徐徐图之,不可急也,图之或且不得,主公勿罪。”
曹操一摆手:“且坐——吾非诿过于人者也。”我明白你的意思,是怕将来得罪了世家显宦,他们闹腾起来,我会把你推出去当替罪羊,放心吧,我不是那种人。
是勋心说你不是那种人才怪了,领导同志的节操,咱真的能够相信吗?可是话既然说到这个份儿上了,他也不好再提离开的事儿,于是缓缓坐下,长吸一口气,举出三枚手指来:“重工商而使国家得利者,勋所思之,策唯三也。”
哦,竟然还有三条计策?曹操兴趣大升,不自禁地就把身体往前凑了一下:“请卿明言。”
是勋说第一条计策,就是我最早说的,你和朝廷都大力支持,先由我个人干起来,然后就跟在河东那样,完了把产业再分卖给别人。卖给谁,卖多少,这里面大有讲究,既可以增加公家的财富,又可以扩大工商阶层,进而分薄旧有世家的财力。
第二条计策,是要专门设置一个部门统管此事,首先把工商税给抓起来——“市皆有税,地方可自理,然关津之税,则不可操之于地方也,于工商为大患也。”
汉代的市场税基本上是十税一,征收实物,同时规定租用公家场地、店铺的,可以免税,既然有明确的规定,就不怕地方官员滥征,只要严肃法纪就成。可是汉末才重新兴起的关卡税,那就没有定规啦,都由各地官员,甚至是驻军将领自己掌握,想设多少卡就设多少卡,想收多少税就收多少税,再加上重复征收,行商距离超过五百里,就可能彻底破产。在这种情况下,工商业还怎么可能发达?其结果只能是有靠山、有背景的大商贾才可能长途贩运货物,利润一半儿进了他背后的世家的腰包,另一半儿进了地方官员和将领的腰包,朝廷毫无所得。
是勋说倘若天下太平,就应该彻底取消关卡税,让商贾自由往来,但在战乱未息的今天,咱还没法儿这么办——地方穷困,地方官儿还靠这笔额外收入发薪呢,驻军将领还靠这笔额外收入养兵呢。说到这里,他瞟一眼曹昂,心说小子你明白我的担心了吗?
曹昂当然也不傻,拱手笑道:“此言若泄之于外,他且不论。子廉叔父必深恨姑婿也。”
曹洪曹子廉。史书上说他“家富而性吝啬”。曹操也说:“我家赀那得如子廉耶!”加上他御下不严,家奴多作恶,所以后世往往都将其目之为曹魏第一大贪官。其实这是个误解,曹操最恨人贪污,哪怕是曹洪,若是少贪一点儿,曹操还可能看在族兄弟和曾经救过自己命的份儿上稍加容忍,要是真贪多了。曹操第一个不会放过他。主要曹洪的产业大多来自于灰色地带,其中就包括了设卡收税,虽然也不是什么干净钱,但朝廷既然没有严加禁止,你就不能算他贪污。
所以说,是勋说要彻底取消关卡税,这话要是被曹洪听到了,他绝对不会饶过是勋——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,亲戚也没有情面可讲!
是勋摆摆手:“故谓今时不宜也。”天下还乱着呢,需要那些将领去率军打仗。你不让他们发财,他们还能踏下心来跟着你吗?起兵谋反都是可能的。得等天下太平了。基本上削了将领的兵权,不怕他们乱来,才能这么干哪。然而——“今之策也,朝廷设职以督导之,罢近途之关津……”距离太近的关卡,必须得给停了,好么,我出城三里你收一回税,再走三里再收一回税,我这买卖还干不干啦?——“并定其上限,且抽其一也。则朝廷既可得利,商贾又少其害,异日罢设,也好措手。”
在原本的历史上,魏文帝曹丕在延康元年下诏,规定日后关津之税,不得高于十一——也就是说,最多收取十分之一的货物。由此可见,乱世当中各地的乱收税有多严重,额度有多高啦,估计一车货走不上百里地,就撞见好几回收20%的,最终连渣子都剩不下……
是勋说朝廷得定个上限,不能让地方上乱收,而且还可以从中抽头,不用多,再十分之一就好了,积累起来,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。至于收税的上限是多少,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,这个再说,我现在还不能给出具体的数字来。
曹操说这条计策好——一方面能来钱,一方面还限制地方势力,他不喜欢才怪哪。
是勋说第三策,必须推翻歧视商人的政策。其实话说起来,这些政策也都形同虚设,说什么商人不能穿丝绸,不能乘马车,只要有钱,买通了地方官儿,还担心这些禁令吗?后来明朝也有类似禁令,甚至更严格,不同身份等级的人只能穿特定样式、质地的衣服,可是到了中后期,你往大点儿的城镇里一站,满眼都是穿着黄色绸衣的平头百姓——啥禁令啊,完全没人搭理。
就算商贾不得为吏这一条,也未必能够严格遵守。别的不说,商人发家以后,大可以向地方豪门投献(事实上,不投献也很难继续发展下去),把子弟送过去当门客甚至联宗,那就有机会出仕了。只是一条,你这种出身,当小吏没问题,想升官儿就有无数乌鸡眼盯着,为了抢夺自己也未必能霸得到手的空位,读书人也是可以放下节操,无所不为的。除非朝廷废除禁令,并且皇帝亲自选拔——比方说武帝时代的桑弘羊——否则玻璃天花板永远存在。
而且,向来朝廷征兵也好,戍边也罢,对于那些最艰苦的活计,只要强迫参与,首先考虑的就是囚徒、赘婿,以及商贾。
话再拉回来说,即便这些禁令大多形同虚设,终究是高悬在商贾阶层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,不定哪天就会掉下来,官员们只要想收拾你,这是最方便揪的小辫子。这就使得一般士人家庭不愿也不屑去经营工商业,顶多把家中读书不成的分支子弟推出去赚钱——反正资源有限,本来荐举出仕也轮不到他们——由此恶性循环,整体社会舆论对工商业的轻视就越来越严重。
所以是勋说了,想要发展工商业,就得从根子上废除那些身份限制令。
曹操捋须沉思,好一会儿才开口问:“似此三策,宏辅可为操办否?”
是勋连忙摆手:“除第一策,勋必不办也!”(未完待续。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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